[图]秦腔《杜甫》剧照(中国秦腔网 刘彭涛/摄)

 

一直以来，戏曲界好演员不缺，但优秀剧本不多。这个矛盾虽然已绵延了若干时间，但在以“听戏”为主要欣赏习惯的时代，唱功绝佳的明星演员可弥补编剧的孱弱；而当“听戏”发展为“看戏”之后，观众就对作为总体性的戏剧有了更高的要求。其中，编剧的水平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指标。公允的说，今天的编剧在结构技巧上，比起古代已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元杂剧因囿于四折一楔子，许多关键事件无法正面表现，只好转为暗场；明清传奇又因场次繁复而情节涣散，致使戏剧性被大大削弱。当代的编剧们没有了藩篱和定法，就可以在结构上运妙笔，定心思。从这个角度来看，《杜甫》有自己的特点。

 　　戏剧史上，以“诗圣”杜甫入戏的作品寥寥。除了明代王九思的杂剧《杜甫游春》较有影响外，似乎再难以觅其踪迹。这个戏是写诗人在春游时触景生情，大骂奸相李林甫，又辞官而去的故事——以历史人物为写作对象的剧本，不外乎走两条路径：一种是《杜甫游春》式的“横向截取”法，即摘取较能体现人物精神特质的事件，以小见大，如话剧《关汉卿》，滇剧《瘦马御史》、京剧《廉吏于成龙》等；另一种是“纵向梳理”法，即着眼于若干事件，以动态的笔触写人物一生，如话剧《李白》，昆剧《班昭》等。采用哪一种方法，既和作者对人物的观照视角有关，也和人物的经历以及性格、气质有关。

 　　拿杜甫来说，这个人物很有历史的厚重感，他的命运始终和时代政治紧紧交织在一起；仕途上的失败带来了飘摇流离的命运，却成就了他在诗歌王国里的特殊成就。如果选择“横向截取”，优势是素材丰富，取舍灵活。比如为了彰显地域特色，可以撷取诗人在长安生活的一段，重点写他的政治遭遇以及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或者写他在安史之乱中转向百姓，创作《三吏》、《三别》等不朽诗作，展现杜甫之所以成为“诗圣”的原因；还可以写杜甫后来在草堂的生活，优势是可以利用大量传说来丰富作品的戏剧性、观赏性。如果选择“纵向梳理”的话，长处在于可以宏观地表现诗人的人生历程，勾勒其思想变化的全貌。但由此也提升了编剧的难度，如何把握好主要的动作线索并将其贯穿到底，如何使各个片段有机勾连并使针线细密，如何进行合适的戏剧剪裁而不流于散漫，……《杜甫》的编剧采用了后一种思路，可以说是有勇气、有胆识的。以下，笔者就研读剧本的感受，谈谈此戏在戏剧结构上的特点。

 　　一、“戏胆”设计巧妙。全剧涉及了诗人二十多年之中在泰山、长安、潇湘等地的活动，时间地点的跨度都很大，为了把握诗人心态的变化，作者设置了“明月”这个“戏胆”。所谓“戏胆”，乃是“情节发展中起着特殊作用的事物，多贯穿全剧，成为悲欢离合的见证，解决冲突的关键，或是人物关系，主人公命运的象征”，“戏胆使作品富有寓意和趣味，成为画龙点睛的一笔，它有利于人物抒情，也有助于表演”。全剧“明月”一共出现了四次。开场“追月”，点明了诗人对仕途的期待，真诚热忱；长安落第后“晒月”，发泄了受挫后的郁闷，长歌当哭；贬谪后“叹月”，喊出了对“残月”的失望、无奈；最后江中“捧月”，与李白不期而遇，认识到“明月在人间”。这个“戏胆”的出现，在提升了象征性意义的同时也让全剧的风格浑然一体，使抽象的人生追求变得具体可感，又为全剧笼罩上了一层诗意。就剧场效果来看，“晒月”动作性、感染力最强，也局部地调节了压抑凄凉的悲剧气氛，给整体添上了俏皮生动的一笔，值得称道。

 

 　　在肯定作者用心良苦的同时，不得不指出，民间历来有李白因捞月而葬身水中的传说，郭启宏在话剧《李白》中已将其化用了进去，如今再让杜甫用此意象，是否有雷同之嫌？此为笔者一家之言，愿同编剧商榷。

 

 　　二、双线变化灵活。信史中关于杜甫的红颜知己没有记载，如果以这样一个沉静内敛、饱经忧患的诗人形象入戏，剧场气氛免不了会沉郁有余而活泼不足，同时单纯的“男人戏”可能会使观众的期待难以满足。大概是基于以上的考虑，作者虚构了全剧以杜甫活动为主线，娇娘遭际为辅线的双线结构，使剧情摇曳生姿、变化多端。两条脉络有其各自的发展线索：杜甫的重要活动一般是在自己的线索上独立进行的，比如望岳、落魄、得官、逝子、谪官，力求历史真实，基本顺应诗人的生活轨迹，基调苍凉沉静；而当娇娘和杜甫两条线索相互交汇时，往往脱离了历史真实，却在艺术真实的层面获得了高度，比如卖身为伎、假认父亲、自毁容貌、遁入空门、葬身江水，都是艺术虚构，却是合情合理。而且，这些遭际也为诗人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娇娘可以是杜甫的倾慕者和知音，同时她的痛苦也代表了普通群众在战乱流离中的困顿和灾难。因此，这个人物不仅仅有调节全剧行当设置、丰富剧场性的作用，同时可以曲折地表现诗人和人民的关系。所以，以双线结构来把握全剧，是别出心裁的。

 

 　　双线结构是本剧的优势，但也有不足之处。个别地方为了营造心心相通之感，让身处异地的两人相互回应，有强硬之感。比方杜甫哭儿，娇娘痛苦舞蹈，难以讲通。同时笔者认为，是否可减弱一些娇娘的戏，加入几个群众形象来丰富辅线，比如“三吏”、“三别”中的人物，否则诗人的人民性会比较薄弱，“诗圣”的特殊性难以凸显。

 

 　　以上，是笔者的一些浅见，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网友[管成子]在中国秦腔网-中国戏曲论坛2008-4-12 16:34:56的发言，原栽《当代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