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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得好。我读初一那年，在一次这样的音乐考试之后，老师无限同情地看着我，问：“你觉得自己唱得准吗？”我一向对音准比较茫然，于是懵懂地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这时，老师对着全班同学，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同学们，这样的人就叫‘音盲’。”真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我本来对音乐没有十分的兴趣，从那时起更是退避三舍。其实老师并没有错，我当然也没有错，错的是恰恰是这个评价体系。一个乐感比较麻木的人是不是可以喜爱音乐？是不是可以在音乐课上得到最初的美好的音乐启蒙呢？如果没有这个用音准决定音乐成绩的评价体系，一切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呢？多么简单快乐的事啊！成人们，为什么今天又要给孩子们的音乐教科书强加上15段京剧呢？要知道让小学三年级的孩子翻“甘洒热血写春秋”那样的嘎调是多么不人道啊！
背着“音盲”的包袱，我浑浑噩噩地读到高三，一直和艺术无缘。有一天，我突然对自己说，我现在开始要学会听京剧。那时候的广播电台有很多“老人”们讲戏的节目：中央台每周日上午九点有一小时的“听戏谈戏”，放的都是演了或者研究了一辈子戏的老先生的谈话或教戏录音；每周五晚上的《今晚八点半》是一小时的“梨园夜话”，安排的是老前辈翁偶虹先生(《锁麟囊》就是他编的)和编辑高坦女士根据听众点菜作的专题对谈——收听期间，我曾经给翁先生写过三封信，其中两封有幸得到了他的专题答复；上海台每周日晚上也有那么一小时，是陈朝红和柴俊为主持的，他们每次会播出二十分钟丁秉遂或者景孤血写的戏话文章。就是这些广播节目让我很快地实现了学会听京剧这个小小的愿望，等到高考结束，赶赴南昌军训的时候，我已经离不开京剧了。我在随身的行李里放了一本薄薄的戏考，打算在没有戏听的时候翻一翻，解解馋。
从1992年第一次进剧场起，我看了不少戏。戏票一天天贵起来，可看的艺术家一个个少下去，直到现在，几乎已经提不起精神来看一眼天蟾舞台的演出动态。我看戏虽晚，比起后来的孩子还是幸运的。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在BBS上比赛谁现场见过的老演员更多，更老，更有实力，我说我看过景荣庆，看过何玉蓉，看过艾世菊，竟说得几位看戏颇多的朋友好不自卑。而大家最后都败给了一位小时候看过梅程荀尚的阿姨。现时代，不管看什么人的艺术产品，永远是赶早不赶晚。好东西时刻在流逝，你无法挽留它们，即便是以保留声像的方式——录音和录像怎么可能完全复制活泼泼的现场带给人的愉悦和激动呢？唯一的拯救之道就是抓紧时间多看一点，多听一点，多记忆一点。——“行走在消逝中”，谁出的高考题目？太准确了，太无奈了，太悲情了。
逝者如斯，大抵只能如此而已。要想美好的艺术在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中找到知音，现在的知音者任重而道远。但是，硬性规定孩子们必须听京剧、学京剧，并不是好办法，更何况给孩子们听和学的这些戏里的大部分，但凡懂一点戏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这不是京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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