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使用方言的广播电视节目愈来愈多，国家语委高级官员出面高喝，广播、电视播报新闻不能使用方言。

　　这样的法律也许用意不错。语言文字是文明的核心和基础，市场交易、社会合作、文化共享、行政管理等等文明的一切领域，都需要借助语言文字来进行，因而，语言文字共同体经常就是文化、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一个文化、政治共同体，通常需要一种通用的语言文字，即所谓的普通话与普通字。

　　但是，通用的语言、文字体系无须权力来创造和维持，一个由人们自由选择的自发过程，也完全足以形成、维系、扩展通用的语言文字体系。

　　在这方面，汉语具有一个独特的优势。汉语不是拼音文字，因而，语言与文字是可以分离的。至少自周以来，华夏就是一个文字共同体。识字的精英群体透过文字记录共享相同的价值观，构成一个文化共同体。

　　但与此同时，这个文明共同体内的语言却具有高度的多样性、丰富性，口头语中有大量字、词，生动地体现着各地的地方性知识，将一定区域内的人们凝聚成为一个亚文化群体。大传统的一致性与小传统的多样性巧妙地共存，这是华夏文明的一大宝贵遗产。

　　当然，自古以来华夏文明共同体内也形成了“普通话”，清代就有所谓“官话”。其实，可以想象，每个时代的士人群体都会形成普通话，它也必然扩散到跨地区流动的商人群体中。适应这种需要，历代都有一些语言学家致力于辨析字音，每个时代都会形成比较权威的韵书和字典，它构成了那个时代普通话的基础。这样，跨地域的口头交流也可以顺畅地进行。大约正是在这样的文字与语言基础之上，中央政府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调派官员。

　　但是，大体说来，历代通用文字和普通话的形成过程都是自发的，权力并不介入。因为权力不介入，所以，通用语言在不同时期是会发生某种转换的。这一点，从历代流行的韵书、字典中就可以看出来，人们的娱乐项目应当更能体现这一点。我的家乡的秦腔，今天很多外乡人都直觉地以为听不懂。但一两百年前，在昆曲衰落之后、京剧形成之前的一段时期内，操关中土音的秦腔曾经风靡南北各地，秦音可能就是娱乐界的普通话。安徽人李鸿章在京城曾专门招一位十分走红的秦腔艺人演唱。随后兴起的京剧，则转而大量使用湖广音。

　　近代民族国家有一种十分奇怪的本能，它毫无节制地把权力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语言文字领域。应当说，法律确实可以规定官方文件使用何种文字，但用法律规定，社会在生活的其他领域应当使用哪种语言，人们必须说哪种话，恐怕就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比如，按照国家语委官员的说法，法律规定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必须讲普通话。这一点，对于北京的官员、对各省城的官员来说，不成问题。然而，面对听不懂或者说不了普通话的乡民，乡镇官员还应当说普通话吗？如果官员真要遵守那条法律，语言就不再是交流的工具，而是妨碍交流的壁垒。官员与民众不仅无法交谈，也会产生严重的情感隔阂。

　　法律似乎也规定，新闻媒体要用普通话传递资讯。官样的新闻用普通话来报道自然十分贴切，但是，发生在地方的新闻，发生在民众中间的家长里短新闻，在广播或电视中用普通话报道，必然遗漏很多重要的文化细节，无法传达一些“地方性知识”，自然也无法引起地方民众的情感共鸣，从而并不能达到充分传递信息的功能。

　　国家语委官员说，推广普通话是国策，是国家的利益和国家的意志。问题是，怎样形成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意志，才是真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意志？是用权力捏合，还是以人们的自发交流而形成之共识为基础？置身于日常生活的不同情境，民众会决定该说哪种话。面对这样的民众，媒体则会明智地决定，哪些新闻、节目用普通话，哪些用方言。只有这样，媒体才能满足不同受众的文化需求，从而找到生存的空间。

　　因而，无须权力介入，市场机制及更广泛的社会交流机制会自然地促使民众、媒体在普通话与方言之间保持平衡，既足以让人们进行交流，又保持语言文字足够的丰富性、多样性。权力不介入，同样能够形成普通话，但又不会僵硬，而保持活力，权力介入，则会打破一与多、变与不变的平衡，使语言文字僵化，反倒妨碍人们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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