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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史上一个著名的讨论主题是知行关系，哲学家们争论，究竟是知难，还是行难。两者究竟哪个更难，确实不易辨清，但起码可以说，知本身是很难的，不论是认知西方，还是认知中国。
比如，在欧洲，drama和opera，即中文翻译的话剧和歌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非要与西方文化相类比，那中国固有的戏曲，尤其是秦腔啊、京剧啊，更接近于歌剧。虽然戏曲比歌剧多了一些元素，讲究做、打，但起码在唱上是类似的。听歌剧、听戏不是去听故事，而是听唱，看表演。
但是，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中那些搞启蒙、搞文化批判的文人们，因为学习的是文学，所以，只知道作为一个文学样式的drama话剧。从他们对戏曲的批评来看，他们似乎不知道欧洲有歌剧。他们用话剧作为唯一的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戏曲。从陈独秀、胡适到傅斯年等一干青年、中年人，纷纷要求废除“唱工”，用白话在舞台上说，其实就是变成话剧。
这样的批评，显露了启蒙者的双重无知：对中国本土戏曲的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无知，以及对于欧美文化丰富性的无知。前一条倒也可以原谅，因为，本来，他们就不准备了解本土戏曲的价值，只想依据西方的标准将其判个死刑。但后一个无知就让人难以接受了。你既然以西方作为尺度，那就总该了解西方，看看西方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但看起来，这些准备以西方作为标准的新启蒙者，其实对西方根本就没有多少了解。
这可能是一百多年来在知识分子中间相当普遍的一种精神症状。“先进的”中国人一直要学习西方，但是，西方究竟是什么，从人们的种种议论看，似乎并无多少了解。
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在谈论现代化、法治、民主。这几样东西最初都系统地形成于英国，但是，国内对于英国的研究几乎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据我所见，似乎没有人系统地论述过法治、民主、工业化究竟是如何在英国发展出来的。所以，即便是法学家们，一谈法治就离谱。而他们又根据自己扭曲地、偏颇地理解的西方的法治、民主，来考察中国，当然也就会像新文化运动文人谈论戏曲那样。
由于是以西方作为参照系的，所以，知识精英对西方的这种无知，误导人们对中国的认知。当然，话说回来，可能恰恰是因为这些知识精英对西方无知，所以他们才可以无畏地以一个简单化的西方作为评价中国固有文化、制度的尺度。假如他们真的了解西方的丰富性，则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没有了那么多戏剧性的对立，他们也就不可能做出那样高调的批评了——简单化的标准能够激发起批评者的激情：你看，戏曲相对于话剧那样落后，不废除它，中国文化就完蛋了。
当然，所有那些捍卫中国文化纯粹性的人士，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方向正好相反。他们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中国历史、文化的复杂性、丰富性，将某种特点简单化为一个绝对的尺度，以此来贬低西方。这在19世纪末及上个世纪90年代，似乎相当流行。
这也许就是中国转型困难的知识根源：人们热衷于简单化的斗争，而无心于建设性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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