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市文化馆不久前邀请在世的老艺人演唱敦煌曲子戏,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敦煌曲子戏的曲目进行了录像、录音、记谱工作,系统抢救保护敦煌曲子戏。
千年瑰宝流传至今敦煌曲子戏亦称“小曲戏”“小调戏”,起源尚早,可追溯至唐、宋代。曲子戏最早来自曲子词。敦煌藏经洞出土的遗书,保存的曲子词有590首之多,涉及曲调80多种。敦煌学术界将其统称为“敦煌曲子”“敦煌曲子词”。清代以前,这些曲子词及曲调在藏经洞封闭了近千年。1900年,随着藏经洞的发现,才又重见天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至今,逢年过节,民间仍有一定规模的演出,使敦煌文化的“余脉”在民间顽强地得到延续。
敦煌自汉代以来,长期成为中原文化、西域文化和欧亚文化传播、交流、融汇之地,为内地文化在河西走廊和敦煌的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在清代雍正年间到敦煌的大批移民,使敦煌曲子戏吸收了西北秦腔、眉户及甘肃各地曲子戏的各种曲调,逐渐发展成了独有的地方戏种。清末至民国是敦煌曲子戏最为盛行的时期,村村都有自发组织的曲子戏班,并产生了较有影响的曲子戏演员。“东牛西牛两个旦(花旦),没有换柱子娈(玩)不转”,说的就是第二代曲子戏的3位优秀演员,东牛、西牛、换柱子均为艺名,东牛名赵吉德,西牛名王登义,换柱子名高中,此外还有孙家福、沈生财、孙家友、周进录、方荣在观众中也颇有名气。
久演不衰的生命力敦煌曲子戏剧目题材广泛,有神话故事、历史传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的音乐唱腔是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曲牌体,戏剧情节大多反映当时民间的现实生活,情节曲折幽默,曲调优美动听,角色扮演者表情细腻,感情真切,流传下来的敦煌曲子戏主要有《小放牛》《老换少》《绣荷包》《打懒婆》等。
现住敦煌市莫高镇甘家堡村五组的83岁老艺人王维贤,是敦煌曲子戏的第三代传人。他自幼喜欢拉胡琴,16岁时把胡琴就拉得很有名气了,并开始学唱敦煌曲子戏。这一唱就是67年。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的他可以将《二家娃害相思》《小放牛》等20多个曲子戏和小调一连串唱完,而且遇上旦角唱旦角,逢上丑角唱丑角,生旦净丑一人全“包”,他因此被戏行人称为“多面手”。“哥哥你常在外,月月不回来,家里丢下的尕妹子,时时在等待……”如今已年过八旬的王维贤老人唱起曲子戏仍是字正腔圆、有板有眼。敦煌曲子戏在民间具有惊人的吸引力和顽强的生命力,王维贤老人脑海中印象最深的是1952年夏天演出的一件事。那时电影《白毛女》正播映得红红火火。有一天,他们的戏班子临时决定在县礼堂(当时为敦煌县)演出敦煌曲子戏。谁知,刚拉开阵式,“吼”出唱腔,在距离礼堂100多米正在观看《白毛女》电影的观众呼拉拉全拥到了礼堂。“大概7000多人呢,黑压压一大片,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王维贤回想起来,仍显出许多惊喜。
保护与传承中加以发扬上世纪70年代末,敦煌市文化馆就开始了曲子戏的搜集、整理和抢救工作。高馆长已花费30多个年头的心血去抢救曲子戏。“当时条件艰苦,没有录像设备,唯一靠的就是录音机,并且电也不方便,最后馆里(文化馆)只整理出版了一些蜡板油印的戏曲、曲牌和几盒磁带。”高馆长现在很遗憾,因条件限制,第二、三代的曲子戏传人相继去世而没有录音,使部分曲子戏失传。
近年来,敦煌市抽调专人对敦煌曲子戏进行全面的普查、整理工作,逐项登记建档,制定了详尽的保护规划。针对敦煌曲子戏演唱老艺人相继去世,面临失传的现状,邀请在世老艺人演唱,对敦煌曲子戏的曲目进行了记谱录音工作,共整理出曲目60余首,摄制成DVD光盘永久保存,并出版了《敦煌民间小调集》。同时,充分利用民间文化资源,加大了宣传、展示、普及、利用工作力度,在全市的演出活动中,利用敦煌曲子戏形式,新编了《合作医疗进农家》《迁坟》《二宝智斗胡半仙》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现实生活的小品小戏,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在此基础上,敦煌市文化馆积极举办曲子戏培训班,挖掘曲子戏爱好者,让老艺人传唱,广泛培养自乐班中的年轻演员,敦煌市还采取以奖代补的办法,积极扶持民间自乐班的发展,使曲子戏的传唱后继有人。
闫光福是肃州镇陈家桥村村民,弹三弦很是地道,由他发起、组建起的自乐班,利用农闲时节学唱、传唱敦煌曲子戏的农村青年就达20多人。现在,敦煌曲子戏不仅仅为当地群众演唱,一些民间自乐班还常年坚持在莫高窟、月牙泉等旅游景点和部分宾馆饭店、农家院为广大国内外游客演唱。敦煌曲子戏已成为传播敦煌民间文化、宣传敦煌的一个重要平台。
农家院里,自乐班的曲子戏表演吸引着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