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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题款拼接在一起的，其真实性与第一个文本同样值得怀疑。
第三，与第一、第二两个文本迥然不同的是，第三个文本，不光“古调独弹”四个大字是鲜亮的鲁体行书，其上款“陕西易俗社十二周年纪念”，下款“中华民国十三年八月谷旦”及联署各人名，也都是鲜亮的鲁体行书，而且不仅符合鲁体的特色，符合鲁迅先生的书写习惯和一般题匾的程式，题款的内容和时间也都跟史实完全一致。
不仅此也，依王民权的推断，这三个文本在时间上，也以第三个最早，第一个次之，第二个最晚；就其真伪程度而言，也是时间愈后，其可靠性愈弱而伪造的可能性愈大。
“挖除”之说可以排除
但是，关于当年参与题词的人数，一九三一年易俗社的《简明报告》上明确记载的是十二人，现在一般也都认为是十二人，而王民权判定为真品的第三个匾额上却只有十人，这又怎么解释？怎么能够让人相信它就是真的呢？王民权认为解开这个问题并不难。因为这个报告的形成时间本身就告诉人们，它其实并不是原始的第一手的资料，而是时隔7年之后才出现的。虽然它是易俗社自己形成的东西，看似权威，却经不起稍微仔细的推敲。原因是作为鲁迅题匾的目击者，时任易俗社戏曲学校教务主任的李约祉后来给单演义的信中，并未讲到联署的人数和人名。随同鲁迅在易俗社看戏、赴宴的孙伏园在《鲁迅和易俗社》一文中，也只是说“匾额上除鲁迅先生以周树人的名字署名外，还有我们其他同行的学者多人”，同样没有说出人数多少和确切的人名。
前几年有学者转述了一种说法，说，原来联署的确是十二人，后来因为蒋廷黻、李济二人去了台湾，解放后被人挖掉，所以只剩下十个了。王民权认为，解放以后运动不断，有“问题”而被从碑匾书刊上“消灭”的的确不少，这是事实。但此匾则不是这样。因为蒋、李二氏去台不假，可匾上联署诸人去台者不独蒋、李二人，如刘文海，如李顺卿，如关颂声，也都去了台湾，为何没将他们的名字挖掉，偏偏光把蒋、李二氏挖掉了？再说，去台被挖，是属政治问题，但政治问题绝非去台一种。王桐龄讲学时就对以祸陕闻名的刘镇华极尽谄谀，回京后又在女师大风潮中为虎作伥，受到鲁迅《“公理”与把戏》一文的抨击。王小隐，即鲁迅《说胡须》中嘲讽批判的谬把胡须当“国粹”的“聪明的名士”，日伪时期，又参与孟府投降卖国活动，沦为日帝文化侵略之帮凶。倘以当年的政治标准观之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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