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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进入90年代末期以来，马兰老师的演出任务负担相对减轻了不少。可是，为了余秋雨老师亲自操刀下厨的《秋千架》，为了完美体现丈夫的戏曲实践成果，“她自七年前主演《红楼梦》后，再也没有演出过新戏，她对这部新戏寄予了很高期望。为了排好这部戏，马兰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每天磨在排练场上。”（摘自余秋雨《借我一生》）
请注意1999年5月20日的北京晨报题为《余秋雨马兰伉俪新剧北京首演》的报道，“由余秋雨编剧、马兰主演的黄梅戏《秋千架》将于6月8日在北京长安大戏院首演。《秋千架》是余秋雨对戏曲理论研究的一个实践项目，在此之前，余秋雨一直是从事文化和戏曲理论的研究，着手编剧则还是第一次，余秋雨认为这是一种实验。”
可想而知，那段时间马兰老师的苦与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其实就是为了实践其丈夫的艺术理念和抱负，是一种夫妻合作“实验”。明确了这一点，王涛律师所说的“国家文化部要求安徽方面注意马兰过度劳累问题的文件”就显得越发的滑稽了。想不到所谓的“安徽方面”此时竟成了可怜的代罪羔羊，真为我们安徽人民投资该戏的数十万血汗大钞感到冤枉，呜呼！
更冤枉的是，无论是业内人士，还是普通戏迷，对这些耗费了巨大财力、物力、人力和精力的实验最终都不太认同。原黄梅戏女演员吴某在其文章《昔日“五朵金花”。马兰》中是这么写的：“马兰嫁给余秋雨，让所有关心她的人忧喜参半。成家后的马兰，又和余秋雨再度合作了《秋千架》。这部戏的创意初衷是好的，是想做成一部大胆改革的黄梅戏音乐剧。但是从演出实践看，没有想象的那么成功。尝试，总会是有风险的，尽管舆论对这台戏评价不高，我还是欣赏他们的勇气。”（来源http://www.qianlong.com/）
无独有偶，知名的戏迷网友“水锥姑娘”有以下评论：
“但是，她（马兰）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作品《红楼梦》、《梁祝》、《秋千架》都有问题，我认为总体艺术水准不如以前。他们的共性问题是剧本\包括唱腔设计。《红楼梦》的唱段、情节编写可以说不及格，对比一下越剧版本，黄梅戏的《红楼梦》编的实在蹩脚，让人几乎看不下去；《秋千架》连象样的唱段都找不着，可以说根本不懂更谈不上吃透戏曲的规律，故事也没有新意，所以戏中很下功夫的种种”创新“自然也立不住脚。不过，可以看出这三出演员的表演都是高超的，不仅马兰，其他演员的表演也都很好，只是受制于剧本，不能达到较高层次的愉悦观众的水平，所以说剧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头等重要的，没有深谙戏曲艺术规律、饱读诗书的编剧、唱腔设计，再好的演员也白费。从直觉上，觉得余秋雨并没有”起到好作用“。如果马兰是做全职太太的材料，嫁个大学者夫唱妇随也就罢了，可她是黄梅戏的领军人物，事业很重要。如果她的丈夫是陈宪章（常香玉丈夫）式的全权”高级助理“，对她事业腾飞是无价的！或者她找的是吴祖光（新凤霞丈夫）式的大学者，能编戏导戏，也是志同道合。而余秋雨，虽也是大学者，懂得欣赏戏但未见得会写戏，散文家和天天磨泡在舞台上的剧作家还是两个领域，余秋雨的《秋千架》就是失败的明证。哎，我无意否定这对才子佳人的结合，只是从事实上看，婚姻并没有对马兰的事业有帮助，遗憾之极。（来源http://shuizhui.yculblog.com/）
综上所述，无论是马兰老师身心上的过度劳累，还是马兰老师事业上的空前低谷，都不能简单的怪罪于所谓的“安徽方面”。尽管戏迷乙理解并支持艺术上的创新和实验精神，戏迷乙更加敬重敢于直面艺术批评和承担实验后果的勇气、良知和责任感！
最后，王涛律师似乎哽咽了，他说，与世无争的马兰，不想卷入安徽式的权力斗争，只能悄然离开。
马兰老师真的与世无争么？请允许我再次节选几篇文字，从不同的人口中，从工作和生活等多侧面去接近事实真相。首先是原黄梅戏女演员吴某的回忆《昔日“五朵金花”。马兰》。
“和马兰同学五年，已经记不清少年时代的点点滴滴了，模糊的印象是马兰比较随性，与世无争，成绩一般，学业平平。直到面临毕业分配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学生分配工作的好坏，成绩并不是唯一标准。也就是从毕业那一刻开始，我们拉开了较量的序幕，并将这种竞争持续了好多年，甚至到今天。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慢慢感觉到原本我印象中默默无闻的马兰并不是模糊，没有个性的。
和马兰第二次形成竞争是黄梅戏剧院要去香港演出，这是一件大事情，是黄梅戏历史上第一次去香港演出，省里领导，里里外外都无比重视，首先要感谢他们大胆启用了青年人。我们两都排《女驸马》，谁演A角，谁是B角？在安徽六安集训地，我们进行了最后的较量，结果，我输了，尽管，我的演唱赢得阵阵掌声，我还是被安排为B角。其实这并非是我们两个女孩子之间的较量，而是别人对我们的选择——多少年之后我才认识到这一点。原本A、B组是很平常的事，今天你是A组，下次也可能就是我，所以对这次去香港演出，领导的分配也没有感觉太大的打击。可事实上我想错了，因为从那一刻宣布起，她就是A组，是第一，而我也只能永远是B组，是第二，我再无法改变这样的格局，也没有能力改变。“（来源http://www.qianlong.com/）
应该看得出，作者努力像做到客观公允，想磨平所有的棱角，但是从字里行间还是能够感觉到，马兰老师在工作方面多少还是会“与世有争”的。
下面的一段文字来自《余秋雨前妻李红：离开余秋雨日子》，文章的开头是这么说的，“秋雨前妻李红，一个弱女子，在她成为大作家、学者余秋雨的结发妻子的时候，她只是个普通的女人；当她不幸成为余秋雨前妻的时候，她倒成了一个坚强、成功、浑身散出青春魅力的女人了。”文章中间提到，1989年，由于单位效益不好，李红主动离了职。那一段日子，对李红来说，又一次面临人生的抉择。她想去深圳谋求发展。而余秋雨也支持她去深圳闯一闯。（作者注：1989年10月份前后，马兰赴沪演出《遥指杏花村》时，给余秋雨写了封信并夹了张说明书希望他能来看戏。谢幕时，马兰四下张望，只见一人健步登台嘹亮地招呼她：哎，马兰！我是余秋雨！——这是被广泛报道的余马初次相识的场景，余老师时年43岁。但亦有广泛报道称余老师40岁时即初识马兰，疑惑中。）
初到深圳，人生地不熟，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资金，没有关系。李红随着从全国各地涌向深圳去闯世界的满是年轻人的人流，想跟自己的命运去赌一赌，跟自己的未来赌一赌。1992年的初春，李红在深圳一个人生着病，躺在床上爬不起来。她打了个电话给在上海的余秋雨，说自己病着，恐怕春节回不了上海了。原本想听到一些体贴的话语，或者是呼唤她回家的声音，她想就是爬也要爬回上海的家里去。然而，面对凉凉的话筒，李红感觉一下子被打入了万丈深渊，没有丝毫希望了，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助。1992年3月，李红从深圳回到上海，在整理书桌的时候，她发现了什么不该发现的，李红的心一下子沉到了海底，她预感到了事情的结局。同年7月，当相处了13年的丈夫正式提出离婚时，李红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十几年的感情会如此脆弱吗？李红说：“我没有了婚姻，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家庭，只剩下了8岁的女儿。”再一次踏上了去深圳的列车，带着离婚的伤痛，她欲哭无泪。（来源http://blog.phoenixtv.com/user3/huayj123/archives/2006/266557.html）
这段文字显得很不合时宜，有点犯忌。请理解戏迷乙也苦于缺乏其他能涉及真实生活的资料，姑且用之，得罪之处请两位老师海涵。
总之，马兰老师应该不会“与世无争”，应该不会对权力斗争或者王涛律师所谓的“安徽式的权力斗争”感到陌生，更不会反感或者厌恶。因此，我们代表安徽的普通戏迷群众，强烈要求王涛律师以及马兰观众联谊会提供有关人事档案问题的进一步分析、举证和披露，立即停止在新闻媒体发表那种所谓“安徽式的权力斗争”之类的暧昧之言。安徽百姓的人品、性格全国皆知，六年来我们受尽委屈而一言未发，直到今天王涛等人还指不出我们在什么地方有一丝一毫的错处。向这样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省级组织泼脏水，很不道德。
（完）
(本文由网友[heial666]2006-8-26 12:42:34发表于中国秦腔网-中国戏曲论坛,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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