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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秀是一个剧种赖以延续和发展的遗传因子，是肩负着承前启后历史重任的时代精英。
戏曲艺术是一种个性化极强的传承艺术。戏曲艺术之所以特殊，还因为它是一种功夫艺术，这功夫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学成的，必须从小抓起。我们可以把新秀的产生之难用三句话来概括，这就是：“苗苗少，周期长，成功率低。”就“苗苗少”来说，尽管学校在招生时严格把关，从众多的孩童中择优挑选，再经过几年的学习，然而，有培养前途的仍挑不出几个。加之，现在“戏不养人”，一个歌星唱一支歌可以拿几万元，而一个奋斗几十年的戏曲表演艺术家演一场戏下来也不过挣千数八百元，收入之悬殊令人不敢想象。这种现象不仅影响到戏曲界的在职人员，也给正在学戏的青少年头上泼了一盆冷水。“周期长”：即使是认准的好苗苗，没有十年八年也露不出头角。我们经常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无论继承还是创新，要想达到一定的高度，没有长时间的实践和一点一滴的积累是不行的。“成功率低”：从不少剧种的情况看，总是拜师的多，出师的少，成名的更是寥寥无几。这其中或因先天不足，虽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收效甚微；或因后劲不够，尽管天赋较好，也一事无成；还因生病、改行等原因，半途而废的也屡见不鲜。只有那些天赋好、又努力的佼佼者，才有望摘取桂冠。“成功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难度大。难在哪里？难在创新。创新是对新秀起码的要求。有一句行话，入门者生，不出门者死。当然，学习者首先必须入门，这个要求对多数演员是能做到的，但能够把前辈的精华和自己的优势相结合并进行再创造的却很少。仿真、克隆者不能称之为新秀，在继承中有创造者才叫新秀。
戏是演给人看的。无论艺术的竞争还是市场的竞争，都表现为观众的竞争；而实质是人才的竞争。任何剧种的演员要想被现代观众所接受，都要解决一个如何同时代相适应的问题。作为承前启后肩负历史重任的一代新秀，更应走在同时代人的前列。北路梆子素以“慷慨激昂不寻常”著称。在上世纪50年代的恢复时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众多老一辈艺术家的资料均已失传，这对于振兴中的北路梆子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情。北路梆子著名表演艺术家贾桂林，集前人之精华于一身，加以创造，形成了个人风格十分浓郁的“桂林腔”，在晋、冀、内蒙古一带风靡30余年。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一方面，“桂林腔”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北路梆子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人们把这种特色鲜明的唱腔“看作是最典型的北路梆子，以至于哪一位演员稍稍离开了她的风格，便被认为‘风格不纯’，这种‘舆论压力’导致了过多的后来者模仿她而不敢创新。”作为一代名伶，贾桂林所创造的“桂林腔”成为后学者取之不尽的宝藏，她的艺术精华是北路梆子的常青树，后来的人们之所以在她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正是“桂林腔”巨大生命力的体现。由于时代的发展，现代观众的审美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这种多元化反映了审美观念的现代化，这对于戏曲艺术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各类艺术在保持其特点的同时，互相学习、交流、借鉴，已成为一种新的发展态势，尤其在唱腔方面，现代音乐的吸纳与科学发声的融合，极大地缩短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无论表现高亢激昂，还是表现欢快喜悦，都浸润着一种时代美，都产生了较为强烈的艺术效果。同兄弟剧种一样，北路梆子在不断地探索和创新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并产生着自己新的代表人物。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平、鉴赏能力也相应地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演员的文化水平显然不适应了，在表现人物上，经常出现理解不深、表现不精，只顾了一招一式、一腔一调，很难根据人物的需要作出一点修改和变动的动作。实际上，舞台表演艺术的比较，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演员文化素质的比较。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文化可以变絮棉为锦绣、化腐朽为神奇，演员文化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艺术水平的提高。要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新秀，必须在文化知识上有所突破，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戏曲演员不重视学习文化知识的习惯。时间少是事实，但有时间不想学也是存在的。所以，在钻研业务的同时，要挤出时间来充实和提高自己，从根本上提高理解力和表现力。
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戏曲艺术也同样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它的生存和发展同样经受着竞争的考验。此时此刻，我们之所以提出“新秀”这个问题，目的就是要引起全社会对新秀的关注，大力支持和培养新秀，使戏曲艺术在激烈的竞争中创造出新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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