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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死了。这不是理论。这是我从生活中看到的真实景象。
戏曲的生存土壤在市井的勾栏瓦舍、茶楼酒肆、宫殿堂会和乡村的节日庙会。它的观众是市民和农民。在当代的城市，勾栏瓦舍、茶楼酒肆、宫殿堂会已经不存在，寄身于这些地方度日的市民阶层也已经不存在，所以，传统意义上的作为戏曲消费群体的市民的消失，使得作为市井艺术的戏曲失去了现实存在土壤。剩下的另一块戏曲土壤便是乡村。
那么，如今的乡村是什么样子呢？
现在，乡村的主体，那些青壮年劳动力们都外出打工，成为漂泊在城乡之间的一个流动群体。多数的乡村都成了空置的只有老人和孩子留守的村落。仅有老幼病弱在家的乡村人群，已经构不成娱乐主体和消费主体。以往那种乡村社会自发的作为节日自我娱乐活动的唱戏活动已经不可能重现，既没有那样的人才，也没有那种心情了。外来的，不管是县里的还是外省市的剧团，都不大可能有机会再到乡下演出，因为这里既没有足够的观众，也没有真正的消费者为他们的演出支付报酬。
从这种物质层面的客观现实来看，戏曲现在只能在重大节庆日或村民的庆典日才有可能作为点缀登场。以前，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戏曲的根在乡村。可是现在，乡村生活自身已经被消解了，所以戏曲也就没有了。至少，它们已经不能作为乡村文化的主体，更脱离了乡村的日常生活过程和日常生活经验。戏曲原本是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悄然蜕变为生活之外的事物了。
戏曲以往存在于乡村的物质背景是，在农闲时节，或赶集上会的日子里，作为一种娱乐或庆典，为村民们提供一种娱乐。它存在于乡村的精神背景是，提供“说古”和道德教化功能，通过戏曲演出，使人们知道历史常识，懂得是非、善恶，明白人生的价值和努力方向。
现在，随着乡村物质生活的瓦解，乡村的精神生活也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作为乡村经验暨乡村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戏曲早已失去它的说古和教化功能，仅仅尚存一部分娱乐功能而已。比如说，以往人们是从岳母刺字、秋胡戏妻、王宝钏守寒窑、老莱子娱亲、杨家将、霸王别姬等戏曲故事里去学习历史和人生常识的。可是现在，所有的或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的乡村青少年都上过小学，甚至还上过初中、高中。他们已经通过学校教育粗略地了解了一些历史常识，完成了以往由戏曲承担的启蒙教育（即“说古”的使命）。而且，由于当代社会信息发达，特别是近些年来公路和电视在中国农村大面积的普及，使得乡村文化生活内容空前丰富。人们对社会信息和价值观的感受、理解和接受变得异常地迅速和简捷，甚至国际最新的时尚也有可能在乡村同步流行。在这种精神背景下，原来戏曲最最重要的传播价值观，展示善恶、是非、成败的道德教化和精神导师作用瞬间瓦解。人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失去了对戏曲的依赖性，甚至失去信赖性。所以，戏曲存在的精神背景也在迅速消失。
失去了生存背景的戏曲其实还在存活着，可是这种存活的性质和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往的戏曲，作品与观众之间有强烈的价值认同和心理共鸣，当戏曲向观众描绘一种生活，讲述一种价值判断的时候，观众也在用惊叫、叹息和眼泪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在这种对话过程中，观众在审美的愉悦之外很可能有更多的收获。
可是现在，戏曲正在从生活中的艺术变为殿堂艺术。为了取悦于不懂戏曲也不需要从戏曲中接受教化的城里人，戏曲被拆卸成一节一节的“折子戏”，甚至只是某个演员拿手的某个唱段。原本的内涵丰富的具有精神沟通功能的文化活动，现在成为单纯的娱乐活动，剧本的内容被抽空，看戏成为（戏曲）音乐欣赏或技巧表演——唱段、水袖、帽翅功、辫子功、矮子功、武打技巧的欣赏等等。这样的表演也是表演，这样的存活也是存活。只不过，经由这样的生存形态，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戏曲正在成为一种记忆中的艺术，一种博物馆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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